5月15日，中国科学报刊发长篇通讯《撑起作物生物学一片天》，详细介绍山东农业大学作物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建设情况，对实验室的成果产出、队伍建设、管理运行等给予高度评价。文章视角新颖、立意深刻，是一封社会各界了解山东农业大学科技创新平台建设的“推荐信”。
此前，中国科学报记者陈彬、温才妃来校参加了5月8日学校新闻发布会。
山东农业大学作物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撑起作物生物学一片天
■本报记者 陈彬 温才妃 通讯员 郭翠华
傍晚的中华世纪坛前，车来车往。一根长达27.6米的“时空探针”刺破绯红的天际，仿佛与时光热烈对话。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对中华世纪坛的印象仅停留于此。实际上，在这座充满文化寓意的世纪坛里，还静静地躺着我国20世纪的两项重要发明，其中之一就是名为矮孟牛的小麦品种。
矮孟牛是利用血缘不同的“偏材”和“良材”三个亲本材料——矮杆抗倒的矮丰3号、早熟的孟县201、穗大粒多抗病的牛朱特培育而成的。小麦育种科研人员利用“矮孟牛”种质选育出40多个新品种，在我国北方麦区大面积推广，为我国小麦生产作出重要贡献。这项科研曾获国家技术发明奖一等奖。
说起这项农业上的重大突破，就不得不提它的诞生地——山东农业大学作物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以下简称“实验室”）。
成功在于矢志不渝
如今提起该实验室，农学领域的专家学者就会竖起大拇指：“了不起，那可是我国农业领域唯一一家由省属高校独立承担建设任务的国家重点实验室。”那么，这个“唯一”是怎样炼成的呢？
实验室办公室主任赵世杰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上世纪50年代，在“大跃进”浪潮的驱动下，涉农高校、科研院校纷纷成立小麦、玉米等作物研究室。然而，随着这股浪潮的退却，相关研究室又被逐一取消，能坚持至今者屈指可数。
而山东农业大学就是“屈指可数”的一员。相关研究非但没有中断，还在上世纪70年代，由著名植物生理学家郑广华撰写《植物栽培生理》一书，使得山东农大成为国内栽培生理学的起源地。
2003年，山东农大获批首批省部共建国家重点实验室培育基地，2007年，该基地正式成为国家重点实验室。不同于其他高校政府、企业、高校联合共建，山东农大一家独立支撑了国家重点实验室。
多年来，实验室针对黄淮海地区作物生产面临的高产优质与资源高效利用矛盾突出、作物种质遗传基础狭窄且优异种质缺少等突出难题，围绕产业需求凝练关键科学问题，屡获突破。
张宪省团队“激素调控植物干细胞活动分子机理”的研究成果为在更大范围进行植物离体快繁、开展生物育种等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撑。
付道林团队成功克隆出太谷核不育这一“国宝级”基因，为实现小麦等作物杂交制种创造了条件。
田继春团队创建与常规育种全程结合的多位点分子标记辅助选择技术，育成多抗广适高产稳产小麦新品种山农20，已累计推广8000余万亩，成为全国第三大小麦品种。
中国工程院院士于振文团队研发的小麦品质生理和优质高产栽培理论与技术、董树亭团队研发的玉米无公害生产关键技术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做出了贡献。
……
师承关系代代延续
山东农大之所以半个多世纪矢志不渝、硕果累累，背后的奥秘是什么？答案并不难解，是人。
采访中，记者听闻了一桩趣事。于振文院士已年近80岁，如此高龄的老人却被人亲切地称为“小于先生”，原来他是已故中国工程院院士余松烈的得意门生，导师生前被大家呼为“老余先生”，为了以示区别，大家称他为“小于先生”。
今年年初，教育部公布了首批“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名单，“小于先生”领衔的小麦遗传育种与栽培技术创新教师团队名列其中。
事实上，像这样的师承团队还有很多。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留校的张宪省跟着导师席湘媛搞形态解剖。后来，他赴国外深造，回国后把分子生物学引入植物学研究中。如今，他的学生、同样是山东农大人的赵翔宇已经成为团队中的第三代。
当年赵翔宇是该校生物技术专业第一届学生，大三时进入张宪省的实验室参与科研活动。如今，张宪省既是实验室的主任，也是山东农大的一校之长。然而在赵翔宇的口中，对张宪省的称呼依然还是“张老师”。“老师是永远的称呼，也体现了师生感情，而行政职位则是暂时的。”
他告诉记者，在一个小环境中，人的因素最重要。一方面，取决于学科带头人的个人魅力，更多考虑的是实验室发展、年轻人发展，而不是个人发展。另一方面，团队中要明确分工、职责，注重成果、绩效奖励，保证公平，才能最大程度调动成员积极性。
“大团队中易形成共享的概念。”赵翔宇说，一位教师的想法有局限，多人的团队会更易形成“头脑风暴”。在实验室里，任何一位教师都是团队中研究生的导师，尽管这名研究生不在该导师名下。
此外，实验室建立了大型仪器设备网络共享平台，满足作物生物学研究需要。实验室实行经费共享，许多小实验室无法做到的事在这里可以办到。
这些都是赵翔宇“感觉成长快”的原因，也是感情留人之外，他最看中的软环境。
筑巢引蜂人才无悔
2015年，一幢占地3.3万平方米的国家重点实验室大楼竣工。根据当时的预设，实验室的二层是专门预留给人才的办公室，如今只剩下一个套间。
海归郝玉金、张彦的团队各分到了200平方米以上的办公室，他们本人在平台的推动下已成长为长江学者或杰青。
回忆起当年选择山东农大，张彦笑称是“8年前的一个冲动”。当年，她作为美国伯克利大学博士后归国，国内多所名校向其抛出了橄榄枝。“张校长求贤若渴，派车把我们全家接来参观。”加之，山东省当年人才引进的力度大，张彦很快就决定留下。
然而，作为一名“完全的外来户”，她从未感觉到有所谓的“融入”问题。“只要做得好，不管师承是谁，都能获得认可，也并不因为在地方院校受到排斥。”
让张彦赞许的是，实验室鼓励教师在科研导向性课题上，实行内部自由申报、组合，以小麦、玉米中的关键问题，结合至少2位PI所长，写成一个可执行、有目标和预期结果的项目进行申请。“实验室会单独批一部分经费来支持教师申请项目，类似的奖励让大家拧成一股绳。”每年还有一批来自全球植物领域的大咖到此参加学术年会。“让我感到不需要走出国门，就能与行业顶尖专家切磋、交流。”张彦说。
作为女性科学家，张彦还从一些小细节中体会到实验室的用心。排不到仪器、办公室没带钥匙等小事往往成为一些院校器材使用的绊脚石。“在这里，你需要使用的时候就可以用到，器材采购之前还会征询教师意见。看着事小，其实很难做到。”
如今，张彦主攻“植物有性生殖”，并对花粉发育作了透彻的研究，其成果成为实验室代表作之一。忆起8年前的一时冲动，张彦觉得自己“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