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1977年，国家正式恢复高考，一大批往届生、应届生心情振奋参加选拔，他们中有为人父母者，也有高中还没有上完的少年。那些极为出色的幸运儿，就是可以载入史册的七七级大学生。我们学校，那时的山东农学院，招收了几百名七七级大学生，四年后，他们中的一些人留校任教。40年前，他们如何经历高考，初入大学的学习和生活怎样，我们一起来听他们讲述那一年的故事。

万勇善：高一考大学

      著名花生育种与栽培专家、农学院教授万勇善是七七级大学生，而且是高一时参加的高考。万勇善说，能考上大学，是他人生的最大转折。  

  亏了在小学读初中

      万勇善的家乡在当时的临沂地区临沭县店头公社。店头中学是初中和高中一起办，店头小学顺便也办初中，当时也叫联中。“亏了我的初中是在小学里上的，正儿八经地上了两年课，五年小学也还是那么回事。姐姐比我高一级，在店头中学读的初中，就没怎么上课。”
      1976年，万勇善考上高中，也来到了店头中学。“我当时还差点没有上去高中，因为上高中要推荐。我姐姐前一年刚被推荐上了高中，村里名额有限，有些人就反对继续推荐我们家的孩子。亏了我当时是班长，学校团支部副书记，属于老师和村干部眼里的优秀孩子，才争取到读高中的机会。”
      万勇善说，高一那一年，其实也没怎么上课。“经常要去砍树，搭防震棚，建房子。每个班还有5亩地要自己种，附近生产队只要有活，不管是水稻插秧还是刨地瓜，就到学校‘领学生’，学校就以班为单位组织到生产队支农。”
      1975到1976年，“打破师道尊严”和“批判修正主义路线回潮”在各地疯狂上演。老师们不敢教课，学生们也无处去学。直到1977年夏天，学校才开始上课。
      邓小平几起几落，这些农村的孩子们并不知道。好像是突然之间，恢复高考的传闻就成了事实。这时距高考时间只有一个多月了。万勇善就读的店头中学鼓励高一的学生也报名参加。“我们高一当时有3个班，一个班选6人，学校就给我们这十几个学生办起了补习班，开小灶。也不知道为什么，最后高一学生一个班只允许两人参加高考，录取的最终结果是全校只有我自己考上了大学，我前面好几届高中生，没有一个考上的。”

难忘的一天

      万勇善回忆，因为当时的高中教材内容简单、知识体量小，他掌握课本内容没什么难度，但是老师辅导的内容根本听不懂。“一个多月的时间，老师也就是带着大家理一理内容，往深里学习根本不可能。后来我才知道，原来那些听不懂的内容都是‘文革’前老高中生学的。真到了考场上，又看见那些内容，自然还是不会。我自认为数学学得最好，考完预估也就40多分。”
      当时只发通知书，不公布分数，店头中学校长后来告诉万勇善，政治、语文、数学以及物理和化学四场考试，他共得了248分。“来到农大后我才知道，这是一个很高的分数，远超山东大学当年的录取分数线，估计我的作文得分挺高的。”
     时隔40年，万勇善依然记得，当时的作文题是“难忘的一天”。他一开始写的是“四人帮”被打倒的那天人们的欢喜，实在写不下去了，就把前面写的全部涂掉，改成写毛主席逝世那天人们的悲伤。“在作文里，怀念毛主席的丰功伟绩，写师生的沉痛和悼念，自己也挺动情的。考完后跟老师和家长说起来，大家都说我的选题好。”
      当年是高考之前报志愿，万勇善就报了山东农学院农学专业。“是我哥哥给拿的主意。他是六六届老高中生，1971年被推荐上了山东工学院，毕业后回我们县担任县农机厂的技术员。也许他想让我们家既有学工又有学农的吧。”
      知道考上的消息，也是哥哥给打的电话。“当时正在家里干活呢，我哥哥把电话打到了村子前面的一家企业里，说县教育局张榜公布了录取名单，全县总共考上了32个人。放下电话拼命往家跑，就想快点告诉家里人。骑自行车去县城拿通知书，结果没有带准考证，回来又回去，终于拿了回来。我们村距离县城13公里，全是土路，还坑坑洼洼，骑自行车得一个多小时。那时候去趟县城，跟现在从泰安去趟北京差不多。” 

追着老师到家里问问题

      1978年3月，作为七七级学生，万勇善和其他几百名同学一起来到了山东农学院上学。
      “当时几乎没有教材，大部分都是老师自己刻钢板油印，有些教材像是统一编写的，也很简单粗糙。后来补发了一本正式出版的《农业英语》。上大三时，《作物栽培学》等专业课，就有了正式出版的教材。”
      那时候给学生上课的老师都是大学问家，跟学生一样，恨不得拿一天当两天用，想方设法多教给学生知识和技能。“下课后，老师们经常会被一堆同学围住问问题，兴头上来了，几个人一吆喝，还跑到老师家里去接着问。我们曾经跑到汪缉文老师家里去，他搬出一本英文有机化学专著，把我们给惊住了。他家有许许多多的书，还有厚厚的字典。邹琦老师家我们也去过。最有趣的是梁作勤老师，他给我们讲题，就用粉笔在自己家地上画来画去。学生学习的积极性非常高，课后会对照课堂笔记和教科书再整理一套学习笔记，有时是几个同学的课堂笔记对照着，才能形成比较系统完整的学习笔记。每个学期期末考试前，我们都是提前一个月开始复习，前后复习三遍，真把知识学会，变成自己的。”
      如今，那个如饥似渴学习的年轻人，早已成了业内的大专家，就像他初入大学时崇拜的那些老师一样。

张民：科技队长上大学

      资环学院张民教授是土化界同行公认的大专家。谈起成长经历，他说自己的土化情节、对土壤和肥料的认识，在十几岁读高中时就已经非常清晰。

邓小平让我上了高中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的学年安排基本与年历一致，春季开始，冬季结束。1971年末，13岁的张民初中毕业回到家里，因为没有被推荐读高中。“其实我的成绩非常好，7门课平均97.8分。有些平均六七十分的同学能去读高中，自己却不行，觉得非常委屈，但是也没有办法。”
      幸运的是，1972年，邓小平复出，推荐上高中的方式被否决，张民作为往届生，有机会和应届生一起考高中。1973年春天，张民来到位于疃里乡的嘉祥五中读高中。“虽说晚了一年，还是非常兴奋，格外珍惜学习的机会。”
      张民回忆，嘉祥五中虽说在乡里，当时师资配备却非常好，一开始还开设英语课。英语老师姓王，是山东大学外语系毕业的。“王老师教得真好，现在还记得他带着我们朗读英语的情景。”只是学生也有不愿意并且痛恨学英语的，1973年7月，河南马振扶中学一个初二女生因在英语考卷上留下“我是中国人，何必学外文，不会ABC，也当接班人”的话，受到老师批评而跳水库自尽。“马振扶”事件在全国发酵，社会上又开始批林批孔反击右倾翻案风，英语课程全面被停。
      “我们英语老师被学校安排去教物理，尽管他很努力，也教得不太好，但是其他老师还是很棒的。数学老师还是我们的班主任，用各种形象的动作讲抛物线，幽默风趣让人印象深刻。语文老师妙语连珠，出口成章。印象最深的还是化学老师。他开发各种条件做实验，还带着我们去县城的氨水厂参观。从我们高中到县城的化肥厂有18公里路，他和我们一起顶着星星去，踏着月光回。那个化肥厂安装了合成氨设备。化学老师一边领我们看设备，一边讲氮气和氢气在什么条件下怎么结合才能合成氨，给我们讲氨水怎么在庄稼上使用。可以说，就是从那时候，我知道了化肥的作用，开始对土壤化学有了强烈的兴趣。”
      尽管老师和学生都很努力，但是很多高中生毕业后还得回农村劳动，能得到上大学机会的凤毛麟角。　

生产大队里的科技队长

      高中毕业，张民就回到了村里，当时的村子被称为生产队。“我们东高庄生产队有3个小队 ，狄家生产队有4个小队，尹家有2个，坑王也有2个，这10个生产小队组成了一个大的生产大队。生产大队成立了一个科技队，一些高中毕业生和优秀的初中毕业生被集中到这里做点农业科技研究。”科技队有10来个成员，有自己的试验地和宿舍。
      “大队队长和支部书记让我当科技队长，我还挺担心的，觉得自己太小领导不了大家，就使劲儿多干活。我们在试验田里进行杂交玉米育种。我知道氨水有用，就招呼大家把铁皮桶放到地排车上去氨水厂拉氨水，回来用一种特殊的耧撒在地里。氨水用与不用，区别非常明显，用过的玉米苗长得乌黑发亮，植株高大。”
      1977年暑假，邓小平又出来工作了，民间又开始传恢复高考的消息。但是张民依然忙着他的科技队的事情，要收玉米，还得种小麦，根本顾不上看书。“直到10月份的一天，邻村的一个同学过来找我，约我一起回母校嘉祥五中去报名。他埋怨我不复习，不为自己的前途着想，我受到了一些触动。”
      当年是报名高考的同时，接着报志愿。“同学凑在一起商量，觉得重要的是先考上，转出户口去，中专肯定比大学好考一些，所以呼啦啦都报中专。我的班主任，也就是教我们数学的朱老师不愿意，坚持让我报大学。他说，‘张民，你一定能考上大学，所以你不能报中专。’于是，我就坚定地报了山东农学院的土化专业。”
      报完名回到科技队接着去管理麦田，但是晚上开始看书了。“答应我同学要准备复习了，老师也对自己寄予那么高的期望，只能把课本拿出来看。那会儿照明都用煤油灯，看一晚上书，第二天别说鼻孔，整张脸都是黑的。” 

学了最爱的土化专业

      12月10日高考。9日，张民借了一辆自行车，带着铺盖卷去县城参加考试，住在离考场比较近的马车店里。“马车店里都是大通铺。我们认识的同学在麦秸上铺上被子就开始瞎猜明天会考什么，完全忽略了冬天的寒冷和呼呼的北风。我猜政治题会考遵义会议，没想到第二天果真有。语文作文题目是 ‘难忘的一天’，同学们不是写毛主席逝世，就是写粉碎‘四人帮’，也有写参加高考这一天的。数学看上去挺简单的，但做题的时候也是紧张得出汗，有一个列方程求解猪圈长宽的题，憋了好久才做出来。”
      考完了遇到鼓励他考大学的数学老师，张民说自己肯定能超过200分。“老师说，那你肯定能考上。结果，和老师估计的差不多。其实，那一年包括清华大学、山东大学，比咱们山东农学院的分数也高不了多少。”

      “来到学校第一学期上物理、化学、数学这些基础课，才觉得自己中学学的那些知识实在太少了，一切跟从头学差不多。那时候夏天没有风扇，冬天平房教室里的炉子也有时点着有时点不着，但是大家都是一门心思在学习上，从来没有人说学校的办学条件差。”
      张民告诉记者，七七级土化专业一开始就招了一个班共32人，后来扩招到了44人。“当时的化学和物理实验台共16个台位，2个人一组，32个人正好，准备材料不浪费。学生少，和老师的关系也就特别密切。当时教我们基础课的老师都是知名的大家。黄天栋老师教物理化学这门课，声音洪亮，幽默风趣，数学老师罗筱云，物理老师聂修和，都让同学们十分尊重。尤其是教无机与分析化学的杨伟老师，带着我们做实验，真的是手把手教。”  

崔言顺：曾经是乡村医生

      动科学院预防兽医学教授、院长崔言顺是七七级高考生，也曾经是一名乡村医生。“一开始是想学人医的，后来学了兽医，有点意外。但是能够上大学，已经令我和家里人都非常骄傲了，大概这也是绝大多数七七级大学生的心情。” 

背着药箱为村民看病

      崔言顺在莱芜县矿山公社（现在张家洼街道）崔梁坡村出生、长大，1975年夏季，16岁的崔言顺高中毕业后，就跟着一个本家爷爷在村里学习当医生。学了一两个月之后，崔言顺争取到了去莱芜县五七大学卫生分校学习的机会，半年时间里，粗略学习简单的西医、中医诊断和处治，还拿到了大学毕业证。学习结束后，崔言顺回到村里继续给村民看病，正式开始了自己的行医生涯。
      “当了一年多医生，就开始传高考的消息。等国家下发正式通知，就是10月份了，距离考试也就40多天的时间。我制定了复习计划，白天给人看病，晚上挑灯读书。那时候农村没有电灯，煤油灯太暗，我父亲利用在矿山公社工业办公室工作的便利，给人要了一些瓦斯，放在铝合金做的灯架里给我照明用。坚持了一个多月，好歹把高中教材粗略看了一遍。”
      考完了，崔言顺继续安心给村民看病。“根本不敢想录取的事情。有一天正吃中午饭呢，我三姐从大队部拿回来了我的录取通知书。能考上大学当然很兴奋，但是一看到被录取的专业有点意外。我当时是乡村医生，报考的是山东医学院，但我的通知书是山东农学院发的，还是兽医专业。”姐姐们觉得学兽医不好听，建议他继续在村里当医生。“当时在农村，医生是很受欢迎的。”崔言顺的父亲在外面工作多年，眼界更开阔，坚持让他去上大学。 

学点真东西回家乡效力

      崔言顺说，他们高中同班同学四五十人，就考了他一个本科生。“我是村里第一个大学生，村志有专门记载。”据记者查阅的资料，1977年全国高考录取比例极低，能考上的，绝对是拔尖人才。
      “当时莱芜是泰安的一个县，考到咱们学校的学生相对比较多，我们县委主要领导的孩子也和我一个专业。人家干部子弟都能学兽医，咱有啥不能学的，所以专业思想很快就稳定下来了。”
      崔言顺说，他和许多七七级同学一样，特别怀恋那个时代，思想单纯，充满干劲，就业目标也简单而明确，就是学好技术，回到家乡搞建设。“水校、农学院、财校、402建筑公司、师专等，从东到西，一条文化路上有四五家单位免费放电影，但是同学们很少去看。大家就知道看书、学习、做实验，自习室总是满满的。每天上完理论课，到了下午课外活动时间，我们就背着书包去位于文化路上的兽医院给动物看病。”
      当时学校的兽医院就在如今德馨公寓的位置，泰安周围的许多生产队，都把牛、驴、马等大牲畜赶来这里看病。“毕业的时候，几乎每个人都能独立给牲畜看病。两个兽医班64个人中有9个女生，也都是给动物看病的好手。有些疾病挺脏的，比如动物便秘，女同学带上手套一样抢着干。那时候，大家都想学点真东西，回家乡后能独当一面。” 

好老师影响一生

      几乎每个七七级学生评价自己经历的关键词都离不开“幸运”。的确，在刚刚结束动荡混乱的那个时代，只有参加高考，才有可能从农村出来，改变命运。许多给七七级上课的老师也觉得自己幸运，因为终于有机会重新站上讲台。“我认为自己很幸运，当时一帮有名望的老先生给我们上课。白荣德老师讲兽医微生物，潘亚生老师讲动物寄生虫，陶履祥老师教动物病理，教外语的潘老师和冮老师也尽心尽力，给我们的触动非常大。那时候几乎所有的教材都是油印的，任课老师自己搜集材料自己刻，我们也尽可能地帮老师干点活。我同年级的尹逊河老师，一直保留着当时的那些油印资料。那时候好像也没有退休的概念，有的老师六七十岁了还在上课，有的五六十岁了还是讲师。我们不但跟着老师学知识，也学习很多做人做事的道理。”
      得知自己可以留校当老师，崔言顺觉得有点小意外，也有点小惊喜。“那时候大家绝对都是服从分配，年龄大的一般都回老家，因为老婆孩子牵挂着。留校的基本都是年龄小学习又好的，老师们看人很准，做事情更是公正。”
      在兽医院锻炼一年后，崔言顺回到系里的教研室，跟着肖传发老师从事传染病教学和研究。一年后，国家开始对肉、蛋、奶等食品进行检验检疫，学校决定开设兽医卫生检验检疫专业，崔言顺就担当起主要筹备人的角色。“为筹备好这个专业，系主任孙玉民带着我们到南方、东北等许多学校去学习。当时能有出差学习的机会很难得，那次出门，让我结识了一批朋友和同行，为个人的专业成长奠定了良好的基础。”1984年，兽医卫生检验检疫专业为山东省食品公司办了一年制的培训班，1985年正式招收专科学生，2005年升级为本科专业。
　　“工作后这么多年的实践证明，我放弃乡村医生的身份到大学学兽医的选择是非常正确的。不管什么专业，个人的努力非常关键。”崔言顺深有感慨。 

张晓辉：多年都是小不点儿

      机电学院教授委员会主任张晓辉生于1961年，上大学时只有16岁。“从小学到大学，所有的同学都比我大。每一个阶段都有生动的故事，每一段都是难忘的成长印记。”

“小不点儿”上学

      因为父亲是转业军人，在聊城东阿县城安了家，张晓辉成为那个年代让人艳羡的拥有城市户口的孩子。但是为了和在老家的奶奶做伴，张晓辉很小就被父母送回了大桥公社于窝村。“我们村就在黄河边上，五六岁的孩子调皮得不行，大人很担心，一个本家姑奶奶经常拉着我去村里的工读班玩，在那里学会了最初的识字和算术。”家里人看到他读书满是那么回事，工读班被取消后，张晓辉就被送到了村里的小学读书。“那个时候农村的孩子都是九岁后才上学，我七八岁就上二年级，在那个年代绝对是小不点儿。幸运的是，我们小学里的老师有好几位都是县教育局选派过去的老师，有知识有水平，教学也非常认真。”小学毕业后，张晓辉接着在邻村上了两年初中，在大桥公社读了两年高中，16岁就高中毕业了。
      “那个时候每个公社都办高中，我们公社的高中比县城的高中好很多，有从济南铁路中学回调的老师、有从烟台师专和济宁师专分配去的老师，还有几个老师是师范学校毕业的，教得很好，也真学到了不少知识。”1977年6月，张晓辉结束了高中学业。“那些大同学，有的忙活着回家挣工分，有的回家娶媳妇，还乐滋滋的。自己想到今后没有学可上了，很难受。正好，东阿县武装部和县广播站成立了一个宣传报道组，需要通讯员，而我给广播站投过几篇新闻报道稿，人家也有印象。所以，我就被派到聊城广播局去培训了两个月，中间还被拉到中通客车厂等单位去采访实习。”培训结束后，张晓辉给老家的民兵俱乐部写过新闻稿，办过板报和壁报，忙了一阵子。通讯员不是正式工作，新鲜劲过去后，张晓辉又陷入了迷茫中。

突击参加高考

      “9月底的一天晚上，我父亲突然从县城回到村里，跟我说他打听到很可能要恢复高考，而我叔叔说上大学是很荣耀的事情。父亲在部队多年，叔叔是老三届高中生，在我们县广播局工作，无线电维修技术很好，所以我受叔叔的影响比父亲还大。那个时候的孩子哪有中考、高考的概念，所以父亲说完了，我还是一头雾水。好像是10月20号左右，我的两位高中老师来到我家，又跟我说起高考的事情，我才知道自己也可以报名考试。两位老师是夫妻，是从烟台师专毕业分配到我们公社中学的，一个教物理，一个教化学。化学老师是女的，姓董，教得特别棒，我至今记得她用胶东话教我们记忆化学元素周期表。前年她到泰安来，我又一次背起元素周期表，董老师的眼泪都掉下来了。”
      叔叔把自己读高中时的教材拿过来给张晓辉看。“一看到叔叔精心保存的教材，我真是有点傻眼了。他的书比我的厚好几倍，我的高中教材连例题都没有。于是，翻着叔叔的教材，我拼命复习了一个多月，遇到不会的，有时就去学校找董老师他们。报志愿时，我又去找叔叔商量。叔叔说，国家提出到1980年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你就报相关专业吧。于是第一志愿我就报了山东农学院农机化专业。”
      考试时的场面也充满了戏剧性。父亲送张晓辉去考试，门口的警察却只让父亲进考场，不让他进，因为几乎没有他那个年龄的孩子参加考试。“当时看满考场的人都是小老头的模样，和我差别很大，同桌居然是我的初中数学老师。”

从油田到大学

      高考结束后，张晓辉参加并通过了家乡小学的代课教师考试，上了三天班，一年一度的非农业户口招工就开始了。12月22日，他和一些新工人来到了胜利油田。“我被安排在钻井队，学习培训了一周，就到胜利油田义和庄会战指挥部32178钻井队去当外钳工了。这个活儿很苦，也危险。大概也就是干了一个来月，突然收到了家里的电报，让我‘速回参加体检’。钻井队本来就是流动作业，打井作业都是在荒郊野外。我正犯愁怎么回去呢，父亲和他的一个朋友骑着三轮摩托车，奔波了一天一夜找到了钻井队。跟队长说明情况，队长又请示上级指挥部，终于同意我跟着父亲回聊城东阿去体检。体检时跟考试时一样，大家都觉得我这个小孩儿不像是要上大学的样子，盯着准考证看了半天还是不相信，结果我就成了最后一个通过体检的人。”
      体检完，16岁的张晓辉又独自从东阿经济南到沾化，步行40多里路回到了钻井队上班。“谁知道能不能通过呢，还是上班要紧。又工作了一个多月，叔叔来到了钻井队，告诉我山东农学院的录取通知书来了，3月1日到3日报到。来不及回老家，连户口关系都没有办好，我就跟着叔叔急匆匆来泰安报到了。因为是刚恢复高考，学校很重视，报到的当天，学校党委书记王成旺一行就到宿舍看望大家，跟我叔叔说‘让孩子玩两天就送回去吧，学习任务很重，带着孩子不行的。’一个宿舍的人都哈哈大笑。”

      “我那时候实在太小了，不但年龄小，个头也小。班里有8个‘老三届’的，比我大近20岁，其中有个袁姓同学，曾经在我们村当兵，就喊他袁叔叔。农机系的隋玉兰书记就说，年龄差再多也不能喊叔叔，同学就是同学。真的很庆幸和那么多年龄大的同学在一起，他们学习的刻苦态度，考虑事情的成熟度，对人的和善与宽容，对我影响太大了。当时学校的供电系统分三股线，有城市线路，路灯线路，教室和宿舍是农业线路，因此经常停电。每次只要一停电，我们就飞快地从教室或宿舍跑出去，占据路灯下面的有利位置继续看书。那种热情，真的不是现在的学生能够想象的。不管年龄大小，大家都想着通过学习掌握知识，改变命运。”